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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为邦本

发布时间:2022-11-25 作者:罗嘉羽 作者系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《群书治要》传承委员会组织部长、中共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伦理学专业博士生,原文出自外文出版社《读懂中国制度》系列丛书之《民贵君轻,政在养民》导语

民为邦本


党的二十大报告全文三万余字,其中提及“人民”的次数有上百次之多。在“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”部分,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,即“六个必须坚持”,其中第一个必须坚持就是“坚持人民至上”。它深刻揭示了党的思想和理论的人民特质。在“增进民生福祉,提高人民生活品质”部分,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指出:“江山就是人民,人民就是江山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、守江山,守的是人民的心。治国有常,利民为本。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,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,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”


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周期率,是一部历代王朝兴亡演替的循环史,鉴于对天地大道运行规律的把握,对国家兴衰成败经验的总结,中国古代很早就洞察到了民心大如天的客观规律,将“民为邦本”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,将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。本文围绕“以民为本”,深入探讨“民本”这一源远流长的政道传统。


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城楼前,耸立着四根汉白玉制成的“华表”,华表的前身是4000多年前,上古帝王尧舜用来倾听民意的谤木。“华表”是古圣先贤执政为民的标志,它时刻提醒执政者,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政治的本质就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“以民为本”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,它在中国绵延千年的大一统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,并作为一以贯之的政道传统保留至今。


“民为邦本”一词最早见于《尚书》,原写作“民惟邦本,本固邦宁”,是夏朝开国帝王大禹对后世子孙的教诲,意思是说,人民是国家的根本,只有百姓安居乐业,根本稳固了,国家才能够安宁。这一思想,可以说是夏朝开国的宪章,大禹以祖训的形式,向后世子孙揭示了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律,告诫后世子孙“得众则得国,失众则失国”。


“民惟邦本,本固邦宁”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,其本质就在于“大道之行,天下为公”。中国文化认为,天地万物的本源是一个道,大道广行于天下,国家不是某个人、某部分利益集团的私物,国家是人民之国家,国家的兴衰成败都是由人民决定的。因此,人民是国家的根本,也是国家命运的真正主宰。“天下为公”是人间正道,“民惟邦本”是正道在治国领域的彰显,治国理政要依正道而行。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开始,中国便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,在2000多年的兴衰演替中,中国能以广阔的版图、众多的人口、多元的文化屹立于东方,中华文明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的文明长存于世,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,中国人面对复杂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直是“道”,“道”是与“器”相对的。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。


在中国人看来,治国理政中具体的政体、制度等都是有形的器,器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,但背后的规律、理念、目的,是无形的道,道是不变的。自古以来,中国人善于把握变化中的不变,从实现“良政善治”的目的出发,按照对政道的把握,形成一整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传统,比如以民为本、选贤任能、为政以德等;与政道相适应,再设计与社会发展相吻合的制度安排。换言之,千百年来,中国人的国家治理并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制度和模式,也并不以某种具体的制度模式评价一国的治理是良政或者劣政,而是把重点放在执政所要达到的“良政善治”这一终极目标上。因此,以民本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政道传统,是统摄政体、制度在内的一种更中庸、更务实的治理哲学,它以辩证的、发展的眼光看待政治生活的变化。


中国古代常常用舟水之喻来形容君民之间同体相系、安危与共的一体关系,“水能载舟、亦能覆舟”,突出了民众的基础性地位。孟子将此总结为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《贾子》指出:“于政也,民无不为本也。国以为本,君以为本,吏以为本。”贾谊认为,君、吏、民共同构成了国家这棵大树,《说文》指出“木下曰本”,本,即树根,是最重要的。尽管相对君主、官员而言,百姓处于低端,容易被人忽视遗忘,但树的生命力由根决定,国家的生命力由人民决定,国家的安定存亡、民生功绩都是依靠百姓的力量成就的。


朱熹认为,“国以民为本,社稷亦为民而立”,君主的吉凶又系于百姓和国家二者之存亡,因而说君民一体。对此,清代的黄宗羲认为:“天下为主,君为客……天下之治乱,不在一姓之兴亡,而在万民之忧乐。”百姓是国家真正的主人,国家是为百姓而立的,君主为客,是为万民服务的。《典语》中指出,尽管君主身处高位,因着百姓的拥护而统御四方,看似尊贵无比。“然宫室壮观,出于民力,器服珍玩,生于民财,千乘万骑,由于民众。无此三者,则天子魁然独在,无所为尊者也,明主智君,阶民以为尊,国须政而后治。”君主所享用的一切都来自民力供养,如果没有这些,统治者就是孑然独处,没什么可尊贵的。


所以说,在中国传统治道思想看来,君权并不是依靠强权威慑就能得到的,君权也并不意味着天下的所有权,而是天下的治理权。治权的产生是人民在社会实践中为了获得更好生活、达成集体共识的结果。人民是国家的主人,治国之权是人民赋予的,执政者是人民选择的,治权的本质是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公权力的统一。执政者惟有大公无私、为人民服务,才具有政权的合法性。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替。民心向背决定了国家和政权的稳固性和长远性,治国理政重在得民心,而得民心的方法就是为政以德、施行善政。《典语》上说,执政者之所以能获得政权的合法性,就是因为他能效法天地之德,像天地一样无私地爱护万物,才能受到百姓的拥戴登上王位。如若君主不能代表人民根本利益,不能施行善政,必然失去政权的合法性。什么是善政呢?《尚书》中指出,君王之德惟在善政,善政之要,惟在养民。养民的核心就在于执政者要正己之德、利民之用、厚民之生。正己之德就能正己化人,利民之用就能兴利除弊,厚民之生就能丰衣足食。这三件事和谐了,就是所谓的“善政”。进一步说,治国理政欲要实现民心归附、国泰民安,为政者就要以百姓之心为心,为人民谋福祉:在政治上爱民重民,让人民当家作主;在经济上利民惠民,让人民安居乐业;在文化上教民安民,让人民厚德载物。


中国共产党的历史,是一部“权为民所赋,权为民所用”的历史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权力,不是与生俱来的,是历史的选择,人民的选择。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,近代中国积贫积弱,屡遭列强侵袭,为了救亡图存,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。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“国家型政党”,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坚持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,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,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。这个初心和使命带领中国人民打败了国内外一切侵略者和反动派,实现了整个国家孜孜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;这个初心和使命指引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,始终坚持与人民同呼吸、共命运、心连心,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。


“以民为本”的民本思想,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和演变,为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。“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,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;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坚持发展为了人民,发展依靠人民,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”等,是中国共产党在汲取古代民本智慧上的理论创新,是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。在此基础上,中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,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,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,确立了不同时期“人民至上”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制度安排,切实维护和实现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,它促使14亿人民团结起来,将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逐渐化作美好而生动的现实。


阿基米德曾说:“给我一个支点,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。”这说明,不管物体体积多大、质量多重,只要找到支点、用对方法,就能撬动它。对于治国理政而言,以民为本正是实现良政善治的支点。中华文明5000年的发展历程证明,无论形势多么复杂、任务多么艰巨,只要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,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,就能赢得民心、赢得时代,就能善作善成、一往无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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